王伟强: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空间演进

发表于2019-05-09 分类:安卓资讯 浏览次数:200次

——王伟强教授在“空间与都市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讲演

  讲演者小传

  王伟强:1963年生,先后获得城市规划学士、硕士及建筑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副所长。  长期从事城市空间理论、城市设计理论及城市更新等领域的教学研究与实践工作。2000-2001年获法国总统奖学金参加“50名建筑师在法国”中法文化交流项目,2004年意大利罗马大学建筑学院访问学者。近年先后赴西班牙、意大利、韩国、美国等访问交流,并与国际知名院校及设计事务所进行教学与实践的合作。


  从消费角度看,受全球化的影响,消费的职能在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集聚焕发了古老历史街区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具有精致化的趋势,也促进了城市的精致化建设,推动了再城市化的进程。从历史文化风貌区角度看,则必须认识到消费与时尚对城市空间的引领作用,从而顺应城市职能的演进,强化营造城市的公共空间。消费的空间布局与历史文化风貌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与共时性。认识到城市的这一社会特征,顺应时代发展以促进城市功能的演进,是历史文化风貌区得到保护和获得新生的重要动力。同时,为促进城市功能的新陈代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应当遵循原真性、整体性与持续性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一个重要准则。

  历史文化风貌区是一个城市的珍贵遗产。上海在2004年曾经确定公布12个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区,总计面积约为27平方公里,涵盖了628处优秀历史建筑,占全市已颁布的优秀历史建筑的83%。

  有关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已经讨论多年,我认为,其中有两个问题始终还不明确,一个是保护什么,另一个是如何保护。在各种场合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保护问题大家都一致公认,但由于本位利益的多样性,具体到要保护什么却很难落实。都希望保护是在别人的范围之内进行,强调自己地块的特殊性,需要加强开发。另一方面,对象如何保护,常常被放在操作层面上理解,成为一个比较技术化的问题,手段也比较单一,往往是“修旧如旧”、对门窗和山花等加以修缮和维护,不能满足保护的社会需求。这就产生了保护手段的单一性与城市功能需求的多样性之间的巨大差别。

  大量有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遗存和文化精神的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正面临着城市建设进程的挑战。统计数据表明,1990年代上海加速发展以来至今的建设总面积,等于上海开埠到1990年的建设总和。这就意味着15年再造了一个上海,建设规模和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同时表明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任务也是空前的。因此,我们在此通过城市与消费的视角去考察历史文化风貌区,研究城市功能是如何演进的,从而使我们可以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保护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城市与消费理论开阔了研究视野

  高端消费区域和历史文化风貌区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城市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潮变迁的必然。

  城市是有机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也需要有机更新,实现城市空间职能的集聚与扩散,实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可以说,城市与消费的视角与理论开阔了我们对历史文化风貌区研究的视野。

  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消费通过再生产过程反作用于生产,到了工业社会后期,消费开始显现出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征,并在全球逐渐形成“消费主义”思潮,进而对生产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空间的生产也不例外。如今,“炫耀性消费”、“符号消费”的思潮在城市建设中随处可见,比如,对大规模改建的偏好,古城改造成为纯粹的旅游项目投资,建假古董,造伪文化,凡此种种,都使得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们不妨从经济结构来考察上海的建设发展。上海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条件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过去十多年,上海以“三二一”为序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其比重已经接近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阶段。在城市产业结构重组的过程中,上海中心城区实现了“退二进三”,同时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另一方面,整个1990年代与2001-2004年期间相比较,在人均家庭收入支出方面,也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从社会结构来看,上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重组的同时,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重组也在同时进行。普遍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年来上海的中产阶层的主体地位逐渐形成,中产阶层所代表的消费需求,其各种消费体验、消费效应必然会在城市空间上有一个强烈的投影。考察这个投影的实现应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看消费在城市空间中如何布局,另一方面是看城市空间是如何被消费的。

  上海城市消费在空间中的布局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由于城市“退二进三”,消费空间的主体化趋势得到加强,尤其体现在中心城区。其次,城市消费阶层的不同划分导致城市消费空间的分层化趋势得到加强。为了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选取了7个样板,分别是百货商店、酒店、时尚精品店、餐厅和酒吧、影剧院和体育赛事中心、会展中心和美术场馆、汽车展示厅,来加以分析。选取的这些样板都是以比较高端的奢侈品为消费对象的。同时,我们选择了上海12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域和中心城区作为这些消费分布的空间底板,来加以对比。可以看到,上海54%的中高档百货商店、57%的时尚精品店、56%的高档餐厅、77%的高档酒吧、41%的豪华酒店、70%以上的会展中心和美术场馆都分布在这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内。把7个样板叠加到上海的城市空间上,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集聚度相当高,关联性也很强,整个高端的消费和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空间划分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共时性。城市消费的这种空间布局所呈现出的新的图景,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公共服务设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等级结构。高端消费区域和历史文化风貌区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并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反映了城市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潮变迁的必然。我们只有认识到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它的空间效应和功能的演进是如何发生的,才能够理解历史文化风貌区究竟要保护什么。

  从消费角度看,受全球化的影响,消费的职能在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集聚焕发了古老历史街区的活力,另一方面,由于消费具有精致化的趋势,也促进了城市的精致化建设,推动了再城市化的进程。从历史文化风貌区角度看,则必须认识到消费与时尚对城市空间的引领作用,从而顺应城市职能的演进,强化营造城市的公共空间。消费的空间布局与历史文化风貌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与共时性。认识到城市的这一社会特征,顺应时代发展以促进城市功能的演进,是历史文化风貌区得到保护和获得新生的重要动力。同时,为促进城市功能的新陈代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应当遵循原真性、整体性与持续性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保护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一个重要准则。

  二、消费需求促生城市空间重新布局

  在城市功能提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要兼顾各方的利益,捍卫城市的价值观与公众的利益。

  在研究消费的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我们将用三个实证案例来考察上海的城市空间是如何被消费的。这三个实证案例分别为上海的外滩、衡山路-复兴路和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

  1、外滩。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问题,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之初就一直处在争论之中,1992年以来一共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1990年代初,上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当时明确外滩建设成为21世纪的“亚洲华尔街”,以恢复外滩的金融区功能。1994年进一步明确浦西浦东联动,以形成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把外滩定位为中央商务区中的金融一条街。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5年,又经历了一场外滩建设的大讨论。一方面外滩是金融机构、企业总部聚集地,另一方面,外滩也逐渐成为一些顶级豪华酒店、高档餐饮等时尚场所的混合体。这里,空间的消费可以从政府推力和社会推力两个层面得到考察。政府把外滩定位为金融中心,希望通过房屋置换来打造上海中央商务区的雏形。但是,受制于各方面的条件,外滩要建设成为金融中心,还存在着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另外,商务成本也成为其中的一大制约因素。在此情况下,大量时尚产业、消费场所在2000年后陆续涌入外滩。可见,两大推力的方向并不完全一致,政府希望把外滩建设成为“亚洲的华尔街”,而社会力量却把它改造成了“第五大道”。事实上,未来外滩的保护和开发应当高度融合两者,同时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打造外滩金融中心的作用。我们用外滩十五号、黄埔公园等分案例,来对这一结论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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